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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的“福利幻觉” ?
  • 发布时间:202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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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臧文健,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河北财经学院讲师)

    针对疫情对如何鼓励企业加快返岗进程等问题的影响,社会各界围绕财税、金融等政策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近日,黄提出要“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减轻企业负担。这一理论提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有学者明确表示反对,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政策建议。有一段时间,讨论继续升温。

    然而,上述观点的交流甚至针锋相对至少不是一件坏事。它应该成为公共治理领域的规范,只有这样的争论才是达成共识和促进改革的唯一途径。

    那么,回到住房公积金的话题上,我们应该怎么知道呢?住房公积金运行中存在哪些问题?针对这一特殊时期,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完善目前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以实现住房公积金利益相关者企业、员工和政府的双赢。

    1。如何知道

    一般来说,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属于福利范畴,这种确定性也为公众所接受。政府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不仅是为了保护公民在居住地的合法权益,也是因为职工一直将住房公积金视为企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当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时,特别是在招聘人才时,他们也能够提供住房公积金作为吸引劳动力的必要项目。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社会福利的设计和运作背后都是一定成本的支出。住房公积金福利制度也不例外。从征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同比例还是高比例的企业和职工,无论是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的确定和调整,还是依法强制征收,都可以看出市场主体企业和职工是住房公积金的直接负担,而资本投资所产生的附加值是这种福利的必要来源。因此,住房公积金不仅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在创造利润过程中所承担的制度成本。

    由于住房公积金是一种制度成本,强制干预劳动力供求市场会产生类似税收的“楔形效应”,即它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原始平衡,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会减少员工的可支配收入。随着资本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企业家的投资活力受到抑制,就业机会的创造受到影响,即产生了经济意义上的“无意义损失”。然而,将住房公积金视为福利待遇的企业员工往往难以感知其经济影响机制。甚至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已经异化为员工的“福利幻觉”。正是这种错觉促使公众认为住房公积金的数量与其自身效用的大小正相关。因此,住房公积金不应该取消,而应该增加,以获得更多的住房公积金收入,即所谓越多越好。

    2。突出问题

    从制度成本角度观察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管理和使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也一目了然,尤其是当前住房公积金归集过度对企业投资、规则公平、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企业负担加重

    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在我国统称为“五险一金”。这是企业投资承担的一项重要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它也是世界银行商业环境评价指标“总税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劳务税占利润”指标而言,与同期美国、经合组织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尤其显着。与2018年相比,中国的“劳动税占利润的比例”在2019年也略有上升,从45.4%升至46.2%。因此,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形成的“五险一金”加重了资本负担,侵蚀了企业利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和员工待遇水平。

    低系统合规性

    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其利益相关者的合规性。那么,企业和员工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遵守情况如何?

    根据2014-2018年住房公积金报告提供的历年实缴职工人数,结合当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数,两者一般可作为城镇企业住房公积金的名义制度合规性。

    如下图1所示,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合规度依次为30%、31%、32%、32%和33%,即每三名应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员工中,只有一名是实缴员工。有偿雇员还包括不遵守当地最低工资的情况。因此,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实际制度合规性应该远远低于名义制度合规性,这也加剧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不公平。

    图1:2014-2018年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合规

    备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历年住房公积金报告的数据整理,这一问题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企业和员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住房公积金机构有限的征管力度。还需要综合考虑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成本及其对企业和员工的实际“成本效益”。后两个因素显然是决定性的。

    加深贫富差距

    回归住房公积金的实际效果是否实现了其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初衷?根据多年来的住房公积金报告,缴纳住房公积金的雇员人数按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划分, 如下图2所示:

    图2:2014年至2018年,中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按单位性质划分

    备注:根据2014年至2018年住房公积金归集报告,城镇私营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逐年上升。 从2014年的12.74%上升到2018年的30.82%。另一方面,近年来,缴纳保险费的系统(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公共机构)雇员总数的比例略有下降。然而,这一比例仍占总数的一半。

    考虑到我国制度内外雇员平均工资之间的相对差距长期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见下图3),以及制度内外不同程度的预算约束,正是强制性植入住房公积金的免税收入进一步扩大了制度内外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

    图3:2009年至2018年按单位性质划分的中国职工平均工资

    与此同时,由于当地一些住房公积金机构缺乏服务意识和水平,当员工在租房、装修等法律情况下需要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时,往往会受到繁琐的审查和控制

    限于当前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本土化特点。作为住房公积金的支付者和最终受益者,企业和员工尚未建立有效的话语权和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往往把住房公积金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住房公积金经办机构经常遇到违规使用甚至违规挪用的问题,导致住房公积金集体基金受损,危及企业和职工的公共利益。

    与此同时,由于当地一些住房公积金机构缺乏服务意识和水平,当员工在租房、装修等法律情况下需要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时,往往会受到繁琐的审查和控制

    实际上,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许多弊端似乎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然而,在解决相关问题时,仍然有规则可循,也有法律可循。住房公积金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将住房公积金视为一项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否获得公众的认可,不仅取决于其表面上的所谓法律强制,还来自于其自身的“成本效益”,即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同时也要注意尊重消费者在类似市场竞争条件下的选择。

    降低贡献率,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

    目前,为了对抗这种流行病的影响,仍然有可能实行持续减税和减费的政策。在预期下,建议将5%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比例下限进一步下调至3%,形成与降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有序调整缴费基数等措施相一致的制度减税合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和员工的合规成本。

    据李实等学者计算,住房公积金出资比例每降低1%,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劳动成本0.6%,还可以增加企业利润8%,从而有效刺激企业资本投资,加快创造就业机会。

    落实员工所有权,提高机构服务水平。

    根据《2020年纳税报告》第3条,“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这意味着经办住房公积金的机构作为代理人,需要对住房公积金的所有者、名职工、委托人负责。因此,地方住房公积金年度预算(支出明细)、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的确定和调整关系到辖区内企业和职工的切身利益,需要职工及其代表的同意,这种同意原则也会影响企业和职工的合规性。

    此外,当地住房公积金机构需要为企业和员工提供优质服务,特别是当企业和员工参与住房公积金的登记、支付、连接和提取时。这一服务过程需要当地雇员及其代表的监督和问责,以期稳步促进他们服务意识的回归,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加快改善地方治理制度和水平。

    增加系统选项来强制系统的改进过程。

    鉴于企业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积极性不高,建议考虑增加企业和员工的选择权,即在法律约束下选择缴费比例或是否缴费,即缴费比例为零。

    期权的设定来源于市场经济中的自愿交换原则。布坎南认为,它也适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布坎南在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一书中说:“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个人态度和实际非民主制度下的个人态度之间的显着区别在于个人是否有潜在的选择。”由此可见,增加这一选项作为企业和员工的保留项目,不仅是企业纳税人对住房公积金相关征管机构的博弈资本,也是公众推动政府公共治理改革的推进剂。它也是社会民主水平是否得到实质性提高的重要标志。

    此外,选择权也反映如下。随着住房公积金比例的降低,不仅会增加企业的利润,也有助于增加职工工资的可支配收入。毕竟,对于员工个人来说,与只能用于住房相关支出的住房公积金相比,现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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